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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伯格（Steven Weinberg, 1933-）、格拉肖（Sheldom Lee Glaschow, 1932-）和薩拉姆（Abdus Salam, 1926-），因?qū)玖Ｗ又g的弱作用和電磁作用統(tǒng)一理論的貢獻，尤其是對弱中性流的預言，共同分享了197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個人資料

　　中文名：溫伯格

　　外文名：Steven Weinberg

　　出生年月：1933年5月3日

　　國籍：美國

　　出生地址：紐約, USA

　　研究領域：物理學

　　任職于：伯克利大學，MIT，哈佛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母校：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博士導師：山姆·特雷曼

　　著名成就：電弱統(tǒng)一理論，溫伯格-威頓定理

　　獲獎：諾貝爾物理學獎（1979年）

人物簡介

　　史蒂芬溫伯格1933年出生，1954年畢業(yè)于康奈爾大學，1979年因弱點統(tǒng)一理論與格拉肖和薩拉姆分享當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文學和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員，國家天文學會會員，美國哲學和科學史學會會員，美國中世紀學會會員。曾任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機構(gòu)顧問，美國防御分析研究所顧問等職。他的《廣義相對論與引力論》《最初三分鐘》《終極理論之夢》等書曾風行世界

科學成就

　　在自然界中存在四種基本力：引力、電磁力、強力和弱力。多年以來，關于電磁力已有了很成功的理論，人們認為帶電粒子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由于交換光子而產(chǎn)生的。但是按照這種解釋，不能正確地理解弱力。因為如果這樣，傳送弱力的粒子就應質(zhì)量很大，而不象光子那樣靜止質(zhì)量為零。另外，依據(jù)這種理論的計算總是包含無法理解的無窮大。1967-68年，溫伯格和薩拉姆各自獨立地提出了一種電磁作用和弱作用統(tǒng)一的量子場論，從而解決了這些問題。但是，他們的理論有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局限性：它只適用于一類基本粒子。

　　1970年，格拉肖將這一概念作了進一步推廣，證明了亞核粒子的某種數(shù)學性質(zhì)（他稱之為粲）能夠使人們將電磁力和弱力之間的這種聯(lián)系推廣到所有的基本粒子。溫伯格、薩拉姆和格拉肖的弱電統(tǒng)一理論預言：由于弱力的作用，當電子猛烈撞擊原子核后彈回時，檢測到的左旋電子和右旋電子的數(shù)目將會有明顯的差別。這種“宇稱破壞”，后來在斯坦福大學的直線加速器實驗中心確實被發(fā)現(xiàn)了。根據(jù)他們的弱電統(tǒng)一理論，除了存在電荷流的弱相互作用外，還應存在中性流的弱相互作用，即在反應過程中入射粒子和出射粒子之間沒有電荷交換。例如，p + e+ → p + e+。后來美國費米國家實驗室和西歐核子研究中心都在實驗中發(fā)現(xiàn)了他們預言的中性流。

　　弱電統(tǒng)一理論現(xiàn)已為許多實驗所證實，它使現(xiàn)存的四種基本相互作用實現(xiàn)了部分統(tǒng)一。統(tǒng)一場論是愛因斯坦繼創(chuàng)立相對論后畢生追求的目標，盡管弱電統(tǒng)一理論距離愛因斯坦所設想的包括引力場在內(nèi)的統(tǒng)一場論還很遠，但終究使人類在揭示自然奧秘的征途中又前進了一大步。

直面了什么

　　斯蒂芬·溫伯格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還是一位富于挑戰(zhàn)精神的作家，其影響超出了自身的專業(yè)范圍，而為哲學家、社會學家、文化學者及公眾所關注。遺憾的是，他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如另一位斯蒂芬——斯蒂芬·霍金。

科學史上的“一分鐘”

　　“既然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那么在大爆炸之前發(fā)生了什么呢？”在原本不可思議、莫測高深的宇宙大爆炸理論變得日漸時髦的今天，這個問題也就成了一個為普通人所關心的問題。

　　任何一門艱深的專業(yè)理論在變得無比時髦的同時，必定會受到廣泛的誤解。熱寂說是如此，大爆炸理論也是如此。但碰巧有那么一回，提出這個外行問題的不是別人，而是一位有權有勢的人。

　　在溫伯格的文集《科學反擊文化敵手》中，就講述了這樣一個略顯尷尬的場面：提問者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tǒng)戈爾，回答者是包括溫伯格在內(nèi)的一群頂尖的物理學家。時間是1992年。當時的形勢是，他們試圖游說戈爾撥錢(83億美元)建造一個龐然大物——一臺超級粒子加速器，僅對撞環(huán)部分，直徑就達到87.1公里！

　　本來，以這群精英中的精英的才智，回答它應該是區(qū)區(qū)小事。

　　“呵呵，副總統(tǒng)先生，你問得很好！但……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就像問在絕對零度以下會發(fā)生什么一樣。”

　　像這樣的回答似乎有點兒粗魯，或者說不夠厚道。其實有時候，在特殊的場合下，對付外行提出的外行問題，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策略：雖然不能解惑，卻能使其繼續(xù)保持某種神秘感乃至敬畏感。

　　但他們沒有采取這個策略，而是用一種更禮貌、更專業(yè)的方式去回答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幾年后就連溫伯格本人也不記得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戈爾先生聽了一頭霧水。

這或許就是科學史上的“一分鐘”?。?/p>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用其生花妙筆描寫過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瞬間——滑鐵盧的一分鐘。滑鐵盧戰(zhàn)役打響后，拿破侖手下的一位手握重兵的元帥成了決定整個戰(zhàn)役命運的人，但這位元帥只思考了一分鐘，就做出了一個決定。

　　當然，把此一分鐘與彼一分鐘相比，肯定有諸多的不合適，況且這83億美元最后還需國會批準。但兩者的結(jié)局卻是相同的：滑鐵盧以拿破侖的失敗而告終，而這個擬議中的項目以物理學家的失敗而告終。

　　“那種支持最終變得不冷不熱，且這項工程也被國會取消了?！睖夭裨谝粭l注釋中寫道，大概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反擊“文化敵手”

　　根據(jù)楊振寧的看法，20世紀的物理學有兩段好時光，一段是第一個1 ／ 4世紀，這是物理學的黃金時代，標志是兩大革命性的理論——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創(chuàng)立；另一段是二戰(zhàn)之后的二三十年，大體上相當于第三個1 ／ 4世紀，這是物理學的白銀時代。在理論的革命性方面，白銀時代不能與黃金時代相比，但是這個時期，物理學家在核物理、固體物理、基本粒子構(gòu)造、量子場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進展。而楊振寧和溫伯格都是隸屬于白銀時代的代表人物。

　　對于專業(yè)人士而言，溫伯格是基本粒子和量子場論領域里的大家，在弱力與電磁力的統(tǒng)一方面，他走了一步很關鍵的妙棋；對于科學愛好者而言，溫伯格是一部關于宇宙起源的暢銷書《最初三分鐘》的作者；而對于很多人文學者而言，溫伯格是那位惹是生非并暴得大名的索卡爾的老師。

　　1996年5月，美國著名的左派雜志《社會文本》發(fā)表了索卡爾在1994年11月投寄的一篇文化論文，作為物理學家的索卡爾隨即自我揭發(fā)，這是一篇胡言亂語、用一些時髦的學術詞匯(后現(xiàn)代理論)拼湊成的詐文，這一事件在整個西方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并由此引發(fā)了兩個幾乎互不相干的領域——科學與人文之間的一場大爭論，即所謂的科學戰(zhàn)爭(science war)。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文本》的編輯決定發(fā)表索卡爾的詐文時，一個次要的考慮是，他是大名鼎鼎的溫伯格的學生。

　　《科學反擊文化敵手》共收有23篇文章，時間跨度15年，最后一篇是發(fā)表在1999年《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的書評，算得上是厚積薄發(fā)。但比時間跨度更廣闊的是領域跨度，溫伯格在文中表達了他對哲學、歷史、宗教、詩歌、戲劇、未來社會、科學哲學、生物學、物理學史等方面的看法。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書時，大概是為了好賣，起了這樣一個名稱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可直譯為“直面：科學及其文化敵手們”)，這個略具攻擊性的書名并不確切，其中只有7篇涉及到所謂的Cultural Adversaries。

　　毫無疑問，溫伯格會堅定地站在索卡爾一邊，倒不是因為索卡爾是他的學生，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是搞理論物理出身的，而是因為一種更深刻的共同經(jīng)驗，亦即最基本的近代自然科學方法的訓練和熏陶。甚至在文體上，他們的喜好也是相同的，都熱愛那種精確、明晰、樸素的文風——但凡受過自然科學訓練的人，這幾乎是一種天然傾向。

　　對索卡爾的支持，溫伯格不光是停留在口頭上，年過耳順的他親自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發(fā)表在《紐約書評》上的《索卡爾的惡作劇》便是此類文章之一，這篇總的調(diào)子看似溫和的文章不但使溫伯格立刻進入到論戰(zhàn)的最前沿，而且還顯示了其性格中嚴厲的一面，他比索卡爾更進了一步，認為這種思潮不僅危及科學本身的健康發(fā)展，甚至還會危及人類的文明(雖然是含蓄地指出這一點)。

　　在很多場合下，溫伯格都顯示出了這種嚴厲性，常常給人以“嚴厲一擊”，而他所謂的“文化敵手們”也不僅僅是那些擅自闖入科學領地并大肆踐踏的文人們。

不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

　　即便是在物理學中，溫伯格也處于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基本粒子領域。這個位置不但造就了溫伯格的物理思想，對于其一般的科學思想(譬如廣義的科學方法)乃至世界觀和哲學觀的形成，也是有影響的。

　　溫伯格反對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即便部分地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也是錯誤的。這個時候他所代表的是科學界的主流觀點。

　　而當溫伯格以逼近不動點現(xiàn)象為例進行說明時，則顯示出了物理學領域的經(jīng)驗對他的影響。

　　“物理學理論就好像是一些吸引我們走向它們的不動點，起點可能由文化決定，過程可能受個人哲學影響，可是不動點仍然在那里。那是任何物理理論都會朝著它們運動的某種東西：一旦我們到達那里，我們就會知道它，然后停下來?！贝丝?，在逼近的過程中諸如此類的影響已經(jīng)被清除掉了，“除了像我們所用的數(shù)學符號那種不重要的東西外，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這些物理規(guī)律僅僅是對實在的一種描述?！?/p>

　　對于哲學，溫伯格表示自己是一位快樂的門外漢，不喜歡閱讀自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直至現(xiàn)代的大多數(shù)哲學著作。實際上，他跟他的同行們一樣，骨子里就不相信這種哲學能夠提出、當然更談不上解決任何有意義的問題。他一方面瞧不起這類“醉漢的胡言亂語”(愛因斯坦評黑格爾語)，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哲學中的雜交水稻——科學哲學能夠給科學帶來某種實在的幫助。當他以物理學家的謹慎和嚴厲來檢驗這些思想時，卻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是失望遠大于希望。

　　由于庫恩的研究成果及其所發(fā)明的術語諸如“范式”、“不可通約”等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濫觴影響甚廣(“在這方面我的朋友庫恩要負責任”)，他便對他的科學哲學做了一番研究，得出了一個值得廣而告之的結(jié)論：只有當科學中的革命達到從前科學(亞里士多德學說)到現(xiàn)代科學在認識自然的某些方面的轉(zhuǎn)變程度，科學革命才似乎符合庫恩的描述。牛頓力學的誕生是一個大的范式轉(zhuǎn)變，從那以后，我們對運動的認識就沒有符合庫恩所描述的轉(zhuǎn)變。

不折不扣的還原論者

　　1974年，乘著基本粒子理論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東風，溫伯格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意氣風發(fā)地寫道：“人們持久的希望之一就是，找到幾條簡單而普遍的規(guī)律，來解釋擁有其全部外在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大自然為什么會如此。此時此刻，我們所能得出的最接近大自然的統(tǒng)一觀點是按照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來描述的?！?/p>

　　以我個人的愚見，溫伯格的意思大概有兩點：第一點是希望找到幾條最基本的規(guī)律來解釋宇宙間的所有現(xiàn)象，即要圓一個“終極理論之夢”(他本人就寫過這樣一本書)；第二點則規(guī)定了實現(xiàn)這一“宇宙大夢”的方向，即從更微觀而非更宏觀的層面上去解決，且宏觀層面的事情最終或原則上都可以還原到最微觀的層面上。

　　這一回，輪到溫伯格受到嚴厲一擊了。這是物理學家思維方式的一個可怕的例子，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如此評論道。邁爾是哈佛大學著名的生物學教授，是進化論“綜合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盡管溫伯格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一點也不客氣(呵呵，跟溫伯格一樣嚴厲)。

　　在獲悉邁爾的批評后，溫伯格在態(tài)度上似乎有所松動，認為《科學美國人》上的那段話不過是些老生常談，況且愛因斯坦也曾說過類似的話(這個古老的夢想至少應該追溯到牛頓那里)。他斷然拒絕邁爾贈給他的那頂“不折不扣的還原論者”帽子，謙虛地表示自己只是個“折衷的還原論者”。

　　但從溫伯格所做的辯解中(“我愿意努力闡述基本粒子物理學何以比其他物理學更基本”)，我們?nèi)匀豢梢园l(fā)現(xiàn)，他其實一點也不“折衷”。

　　邁爾對當代生物學的各個分支有著深刻的理解，著有《生物學思想發(fā)展》一書，大概是最有資格攻擊溫伯格的少數(shù)人之一(在這少數(shù)人中，應該包括凝聚態(tài)物理學家菲利普·安德森，安德森早在1972年就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挑戰(zhàn)還原論的文章，文章的標題More is different后來成了一句名言，可直譯為“多了就是不一樣”；順便說一句，安德森也是反對超級粒子加速器項目的主要人物之一)。物理學與生物學，這是20世紀最具活力，同時也是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大學科，但《終極理論之夢》的作者與《生物學思想發(fā)展》的作者并沒有形成類似愛因斯坦和波爾那樣持久、熱烈、面對面的思想交鋒和碰撞，應該是科學史上的一大憾事。

紅色的卡瑪洛

　　英國作家喬伊斯在寫作小說《尤利西斯》時，需要借助一個古代范例(荷馬的《奧德賽》)；溫伯格在敘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時，也需要借助一個范例，他所借助的是愛德華·吉本，在一切說英語的國家中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1764年10月，27歲的吉本來到羅馬游歷，雖然胸中懷有某些含糊的想法，卻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在到處都是古跡、遺址和傳說的羅馬城，吉本墜入了一種如癡如醉般的反常情緒中。10月15日傍晚，當他坐在羅馬議會大廈遺址上沉思默想，忽然聽到赤腳的托缽僧正在朱諾神廟唱著晚禱，情緒的醞釀到達了頂點，靈感之光就在這時閃現(xiàn)了：在他的內(nèi)心第一次產(chǎn)生了要為羅馬帝國的這座“永恒之都”撰寫一部衰亡史的念頭。

　　“那是在馬薩諸塞的劍橋大學，當時我正開著那輛紅色的卡瑪洛，在駛往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辦公室的途中，我忽然產(chǎn)生了有關這項我最著名的工作的想法?！睖夭衲７缕鸺緛恚玫牟皇羌镜奈娘L。對于科學家而言，吉本的那種澎湃洶涌的文體過于華而不實了，既不精確，也不節(jié)制。

　　吉本的靈感更像是一種感召，他所接受的是命運之神的眷顧；而溫伯格的靈感則是對問題的思考積累到一定程度，豁然開朗，產(chǎn)生突變的結(jié)果。

　　溫伯格最著名的工作，就是在所謂的電弱統(tǒng)一理論方面，該理論把自然界中四種最基本的力的兩種——電磁力和弱力統(tǒng)一起來了。在靈感出現(xiàn)的兩個星期后，溫伯格就完成了他的論文，一篇簡短的論文。而對于吉本，從最初的靈感到《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最終完成，需要長達23年的時間。

　　但這并不意味著科學上的成果要來得容易些。從溫伯格1954年去哥本哈根大學讀理論物理專業(yè)的博士，到1967年建立電弱統(tǒng)一理論，其間用了13年的時間；而從理論的發(fā)表，到它最終被實驗證實——得到了1978年斯坦福大學直線加速器中心的一項關鍵實驗的有力支持，又用了11年的時間。

科學家中的作家

　　溫伯格先生有著廣博的人文知識，獲得過劉易斯·托馬斯獎(以《細胞生命的禮贊》的作者命名的這個獎，是專門用來獎勵科學家中的作家的)，并因此被人稱為詩人科學家，但以我個人的眼光，在溫伯格身上，藝術更多的是一種修養(yǎng)，而非氣質(zhì)。在比他年歲稍長的費曼身上，這種氣質(zhì)要明顯些。不過在這里，我更愿意作一個嚴厲的比較——把他與誰都知道的愛因斯坦作比較，并讓他相形見絀。并不是因為愛因斯坦會拉小提琴，而溫伯格不會，我所指的是某種心靈深處的東西，這種東西不僅通過文字，也通過行為反映出來。愛因斯坦本人在為其傳記寫序時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為作者所忽視的，也許是我性格中那些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乎瘋狂的方面。這些東西似乎是那個無時不在起作用的大自然為了它自己的取樂而隱藏在人的性格中的?！?/p>

　　在溫伯格那里，這種“可笑的、近乎瘋狂的方面”要少得多。這也可以從一個他與一位詩人的爭論中看出來。這位詩人叫安東尼·赫克特，詩寫得怎樣我不知道，但顯然，他擁有一顆像詩人一樣的叛逆之心。當溫伯格聲稱自己活得幸福時，詩人則用叫板的口吻提醒道，他希望溫伯格這樣說是出于口誤，因為古希臘的梭倫使他懂得，人應該把生活中的好事歸功于運氣。

　　溫伯格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充當了一回考據(jù)家。在希羅多德的著作中，記載了一段梭倫拜訪呂底亞末代國王的故事。國王讓梭倫列出一個最幸福的人的名單，梭倫說了幾個名字，但都是已經(jīng)死了的普通人。被激怒的國王質(zhì)問梭倫，為什么他認為這些普通人比身為國王的他更幸福，梭倫回答說：在人死之前生活是如此地難以預料，因此“幸福”一詞應該留待身后，通常，活著的人只有幸運可言。

　　溫伯格指出，梭倫慎言“幸?！保且驗楣湃松钪械娘L險(尤其是政治家，國王本人的命運即為一例)，而這種風險對于他自己，即便是存在，概率也很小，因此他這樣說并無不妥。

　　在這場遭遇戰(zhàn)中，溫伯格獲勝了。這是科學家的思維對詩人的思維的勝利。盡管戰(zhàn)場是歷史領域，獲勝的依然是作為物理學家的溫伯格，而不是作為詩人的溫伯格。此時此刻的溫伯格，與那個他所喜愛的歷史學家吉本，以及那個有著強烈命運感的愛因斯坦相距是何等的遙遠啊。

視野上的局限或盲區(qū)

　　很多杰出的學者都是嚴厲、偏激和自私的。溫伯格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盡管嚴厲，卻不偏激，更不自私。

　　對于他所不理解的事物，他不是簡單地嗤之以鼻，而是抱著盡可能理解的態(tài)度。他的確也曾多次闖入到他人的領地，且決不是帶著一種輕松的、觀賞的心情，但他并沒有想到去“殖民”，因此稱他為“物理帝國主義者”——一種時髦的后現(xiàn)代稱呼——是不確切的。在我看來，這位“白銀時代”的英雄既不是詩人科學家，也不是物理帝國主義者，而只是一位擁有廣泛興趣的物理學家，只不過生性好辯，在辯論時態(tài)度有點嚴厲罷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還應該感謝他的嚴厲，因為這種嚴厲對于發(fā)掘其自身經(jīng)驗，將思考結(jié)果充分地、精確地表達出來，實在是一個必要條件。也正因為如此，溫伯格的很多觀點才值得別人洗耳恭聽。

　　任何人都有其視野上的局限或盲區(qū)，對于才智如溫伯格者，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有人碰巧發(fā)現(xiàn)溫伯格其實并不理解契訶夫的《三姐妹》，同樣也是不奇怪的。對于在工作中找到樂趣、在婚姻中找到幸福的溫伯格，契訶夫筆下那些高談闊論、醉生夢死、看破紅塵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過于遙遠了，簡直像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的人。如果他能夠?qū)ζ踉X夫極其微妙、深刻的晚期戲劇表現(xiàn)出足夠敏銳的辨析力，一如他在大爆炸宇宙學或者科學哲學那里所表現(xiàn)的那樣，那反倒是令人奇怪的事。

　　的確，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單憑心智的力量加以解決的。對溫伯格是如此，即便是對偉大的牛頓，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