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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蘇常州人。民革成員。他從幼年起便受到母親馮滌塵極嚴格的家教。14歲便開始在常州地方報紙上投稿，被國學名宿顧雄藻譽為“神童”。在上海攻讀時，著名學者陳望道教授對他也很欣賞，將他推薦給左翼作家何畏（即匡亞明）。當時匡正以教學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對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指導和考驗，不久，就介紹他進入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光華書局工作。

基本內容

　　張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蘇常州人。民革成員。他從幼年起便受到母親馮滌塵極嚴格的家教。14歲便開始在常州地方報紙上投稿，被國學名宿顧雄藻譽為“神童”。在上海攻讀時，著名學者陳望道教授對他也很欣賞，將他推薦給左翼作家何畏（即匡亞明）。當時匡正以教學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對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指導和考驗，不久，就介紹他進入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光華書局工作。

　　由于在多家報刊上經常發(fā)表文章，30年代初，他參與了由左翼人士蔡叔聲（夏衍）、張鳳吾（錢杏邨）、陽翰笙等領導的，利用C.C.系《晨報》副刊《每日電影》為基地的影評論壇，他與洪深、柯靈、唐納、陳鯉庭、姚蘇鳳等，掀起了新興影評熱潮，推動了中國電影的改革和發(fā)展。他在正式參加《晨報》工作后，又主編《婦女與家庭》副刊，接著又為《新夜報》主編《都市風光》副刊。與此同時，他還在明星、聯(lián)華等影業(yè)公司工作過，一度與混跡于電影界的藍蘋（江青）同事，常常見面。

　　離開晨報社后，出乎意料的是，國民黨中宣部領導的中央社卻吸收了他。同時，由報業(yè)巨子成舍我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立報》，也邀請他兼任記者，并由他繼張恨水之后主編副刊《花果山》。

　　在這一階段，他利用中央社記者的身份做了幾件有益于民族工業(yè)家和銀行家的事，如：民族工業(yè)家榮宗敬（榮毅仁的叔父）興辦的申新第九紗廠，因對日商3000萬兩白銀借款無力償還，由魯意思摩洋行舉行拍賣，以3000萬兩白銀的起價，被債權人獨家一拍而定，只待到期接收。榮氏向張常人告急。張在中央社電臺頻頻發(fā)表榮氏呼吁談話，并多方聯(lián)絡各報編輯發(fā)表有同情傾向的報道，最后迫使南京政府安排中國銀行及時向榮氏如數貸款解圍。

　　另一次是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因貸款河南農業(yè)，遭遇天災，引起謠言，發(fā)生擠兌，本來很穩(wěn)健的該行也感到情勢緊張。經張在中央社連日發(fā)表行方談話，安定人心，并陸續(xù)發(fā)表該行逐日存款收支數字，終于使該行由逆勢逐漸轉為平衡，渡過了難關。

　　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舉國哀悼，他當即寫了詳盡的報道，但他的報道發(fā)往南京總社后，候至午夜，尚未播發(fā)，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則早已作了報道。為此，他通過長途電話爭取播發(fā)，最后總社雖然廣播了，但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為此他還引起當局的不滿，不久就被中央社辭退了。

　　由于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他曾與著名左翼劇作家洪深在上?，F(xiàn)代書局創(chuàng)辦《一周間》大型雜志。由于立場明朗，這本雜志出版后就被禁郵，只出版了7期，便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

　　“八·一三”事變后，上海《申報》請他作為戰(zhàn)地記者，趕赴滬西前線采訪。他在彈雨下進出前線，發(fā)表了署名文章《梵皇渡頭》，第二天就被《士林西報》和英文《大美晚報》分別譯載，隨后又譯成中文發(fā)表。

　　這時上海已成孤島，他同馬彥祥一起，乘英輪溯江西上，經蘇北越過江陰封鎖線，于1937年11月21日到達漢口，發(fā)現(xiàn)當地只有一張10開的《救國晚報》，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他決心籌辦一張較大的《抗戰(zhàn)晚報》，經洽商利用《武漢日報》的設備排印鑄版，又利用印數有限的地方報紙《漢口新聞報》的十多臺平版機印刷，使《抗晚》搶在1938年元旦出版。為了鞏固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抗晚》每天在報頭下刊出“國民本位，抗戰(zhàn)第一”的口號。這張晚報銷量達10萬份，最高印過25萬份。

　　1938年夏，長江下游戰(zhàn)局不利，日寇水陸兩路溯江西犯，迫近武穴封鎖線，武漢開始疏散，準備撤退?！犊雇怼酚?月初?？Ｎ錆h日報社社長王亞明很欣賞張的工作能力，邀他參加報社前線慰問團。他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著名記者范長江等人，先后訪問了湖北陽新地區(qū)陳誠指揮下的第9戰(zhàn)區(qū)，河南宋埠地區(qū)李宗仁指揮下的第5戰(zhàn)區(qū)。

　　后來，他乘航空委員會的車輛經漢宜公路撤退至長沙。但沒過多久，好端端的長沙市不聞槍炮之聲，卻意外地在人為的安排下，化為一片焦土，大火三日不熄。張常人痛心地寫了一篇《武漢瓦全，長沙焦土》的報導，引起大后方很大反響。

　　長沙大火之后，湘鄂邊界上的日寇試圖南犯，他與蘇聯(lián)炮兵顧問阿留欣、原塔斯社記者顧問事務處上校譯員裘維英經常同行，從湘江右岸的新墻河、汨羅江東到幕阜山麓、長壽地區(qū)視察采訪，先后在關麟征、張耀明、覃異之、湯恩伯、張發(fā)奎、楊森等軍師以上司令部逗留，與他們建立了友誼，獲得了許多方便(如利用部隊電臺、軍郵向后方發(fā)送通訊稿件，參閱軍方地圖，獲知敵方動向、我方部署的最新態(tài)勢，利用軍車進出前后方等)。在此期間，他寫了長篇戰(zhàn)地通訊，綜述戰(zhàn)役始末，并畫了一張敵我進退態(tài)勢圖。香港《國民日報》用一個半版的篇幅發(fā)表了這篇文章。

　　1939年春夏之交，他到湖南南岳采訪軍委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主任是湯恩伯，副主任是葉劍英。教官是從八路軍和新四軍調來的，學員是從各地中央軍中調來的校、尉級軍官。訓練班里表面上是“國共一家”，暗中仍是壁壘森嚴，戒慎恐懼。張常人過去與湯恩伯有過交往，但從來未見過葉劍英。葉將軍應張之請，與他談話。那時葉將軍30多歲，身材魁梧強壯，紅光滿面。他知道了張是六家報紙的戰(zhàn)地特派員，而且所提的問題與一般官方報紙的記者大不相同，因此侃侃而談，從陣地談到游擊戰(zhàn)，從全面形勢談到訓練班內一些不正常情況。張一一記錄，他們一直談到深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隨即發(fā)表了題為《葉劍英將軍一夕談》的報道。

　　1940年春，他經贛、皖前線到第三戰(zhàn)區(qū)的浙江寧波。在上饒顧祝同長官部，與時任長官顧問的宦鄉(xiāng)(解放后在外交部任職)徹夜長談，深感所談與中央軍一般高級幕僚大不一樣，談得也比較深入。此后，他還同新四軍的干部有過接觸。

　　回到作為西南行營所在地的桂林后，他積極籌辦中國工商新聞社，發(fā)行純經濟性的日刊《工商新聞》，報道前后方的市場情況和不斷變動的物價，受到經濟界的歡迎和好評。支持這個事業(yè)的，一個是華東遷桂工廠聯(lián)合會的主席陳炳勛；一個是馮玉祥的“三戶書店”及其印刷廠的經理汪先生。當時，他利用中國工商新聞社經常以編輯身份掩護黨的地下工作人員。

　　抗戰(zhàn)勝利后，張常人親眼目睹“接收大員”們的丑惡嘴臉，對國民黨政權的黑暗統(tǒng)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憤然參加了反內戰(zhàn)、反饑餓、反失業(yè)的活動，并毅然在一項反政府的宣言上簽名。1947年，他在南京去梅園新村訪晤范長江，巧遇了周恩來，在周恩來“不要呆在南京，有能力可在上海辦個雜志”的示意下，他理解了和平無望，放棄準備復刊《工商新聞》的計劃，離開南京，到上海定居，從事寫作，后在大東書局出版了《好事多磨》一書。

　　新中國成立后，張常人先后在天津《進步日報》（《大公報》前身）工作、在北京回民學院擔任文學教員，并與當年光華書局的主持人在王府井開辦了新潮書店。

　　“文革”初期，他以與李宗仁的一段私誼，被紅衛(wèi)兵作為罪名，遭到抄家洗劫后，自動遷出兩個單元的住房，躲進一間聊蔽風雨的農家屋，一住就是13年。

　　這期間，一天有人把他帶到一處地方，主要詢問他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往事，經過96天的審查才把他放出這座不掛牌的監(jiān)獄。

　　粉碎“四人幫”以后，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尋訪，說是專門為他平反來的。張說:“我沒有什么事要平反。”法官說:“江青關了你96天，并要判你3年，我們覺得沒法判，現(xiàn)在得為你平反。”張看了文件，說:“這樣的平反，不如不平反。”沒有簽字。下次再來，張看了文件，簽了字。這使他倍受感動。

　　1986年張常人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張常人編、著、譯、寫的范圍較廣，除了寫新聞報道、影評、雜文、文史資料等以外，在建國五十年間先后出版了傳記小說《東瀛義士》，翻譯小說《烏克蘭地下軍》、《地下省委在行動》、《兩個世界的農民生活》(以上前蘇聯(lián))；《生與死的搏斗》（羅馬尼亞）；《青銅紡車》（前蘇聯(lián)，因中蘇關系變動未?。?，科技專著《原子彈秘史》（美，合譯）等7種著譯作品。從1964年起，他就投入《漢英古今常用語詞典》的編譯（按漢語拼音、中、英文三軌序列）工作，前后達30余年。全書計詞頭5000個，詞匯45000條，《索引》100萬字，共約300余萬字，現(xiàn)正在外文出版社排印中。

　　張常人大半生寫作當在1000萬字以上。他一直遵循母親的教誨：“一生應靠一枝筆”。七十年來，他用辛勤的汗水默默地為人民作出奉獻。200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