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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妃格念爾VeraFigner，19世紀70年代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成員。她參加了1881年3月1日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在獄中度過22年時光(1883-1904)。

基本內(nèi)容

妃格念爾生于一八五二年，他的父親是一個早已沒落的貴族后裔，因家族的破落而只能在外省做一名護林員，性格陰郁、暴躁、冷酷且專制；母親是一個淳樸、善良，通過自學而獲得了一定知識的女性。這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式的沒落貴族家庭，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時代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一樣，一位沒落的貴族父親，頑強的自尊心使得他在內(nèi)心漸漸走上分裂和變態(tài)，一位篤信東正教的母親，常日跪上圣像面前向上帝禱告，潑散著她那無助的淚水。她的整個童年或是在一望無垠的森林中的自娛自樂，或是在可親可敬的老奶媽——一個有著一顆高貴的心、撫養(yǎng)了妃格念爾一家三代但同時連自己的年歲也記不得清的舊時代的奶媽——的呵護下度過。

妃格念爾的求學時代，正趕上俄羅斯農(nóng)奴的解放的時代。盡管這件俄國政治——社會史上的大事對于這個小女孩來說是可能是一無所知的，但事實上她的生活已經(jīng)被歷史改變了。她一如舊時代生于貴族之家的女子，被送進尼基佛洛達的貴族女中。此時的貴族女中的風氣已經(jīng)由改革前的重禮儀、儀表、品行轉(zhuǎn)向重才智、能力。在舊時代的貴族女中中培養(yǎng)出來的大多是矯揉造作、附庸風雅、虛榮勢利的沙龍貴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卡捷琳娜無疑便是這一舊時代教育下的犧牲品。自然，任何時代的學校都不可能培養(yǎng)與政府為敵的革命者，但新的風氣，畢竟不再一如以往般扼殺女性的創(chuàng)造能力與追求了。妃格念爾在總結(jié)她在貴族女中的收獲時說道：

“學校六年，給了我什么呢？文明的儀表，還有就是和在一切封閉式的學校里一樣，與許多地位平等的人共同生活，培育了我的同志感的需要，而正規(guī)的學習和嚴格的作息制度則培養(yǎng)了一定的紀律性。”但她又不無遺憾地說：“但就學習科學知識而言，特別是在智力發(fā)展上，這幾年不僅收獲甚小，甚至可以說阻滯了我的精神發(fā)展，更不用說人為地與生活和世人隔絕所造成的危害了。”

就以上這段話而言，薇拉?妃格念爾的抱怨正和一般正處于青春期，求知欲望強盛的年輕人一般，渴望收獲的不僅僅是繁文縟節(jié)的禮儀和帶有深厚正教會習氣的貴族學校所傳授的無實質(zhì)性內(nèi)容的虔誠，而是更多的知識和對于社會的認知。也因此，薇拉?妃格念爾更樂意將她的智力影響歸于閱讀同時代的一些新潮、先鋒的著作，并認為正是這些六十年代之后出現(xiàn)的著作給予了她以最初的精神啟蒙。起先，她在母親的指導下閱讀刊載在大型刊物上的各類小說，但很快，她便不再滿足于母親并不高明的指導和保守的作風。涅克拉索夫的長詩《薩沙》中的名言“言行一致，對自己，對別人都應(yīng)這樣要求”，成了她一生的座右銘，教會了她應(yīng)當怎樣生活，應(yīng)當追求什么。六年的貴族女中生活結(jié)束了，她并沒成為《罪與罰》中的“卡捷琳娜式”的人物，反而“長成了一個活潑、快樂、淘氣的姑娘，外表上看似文弱，實際上身心都很健康”。如果僅僅是如此，妃格念爾并不能算是一個杰出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的啟蒙教育和貴族女中的關(guān)系其實并不大，或許貴族女中在一個活潑向上、并且極富求知欲的女性看來，恰恰就是一個反面教育的典型。

六十年代的俄國是一個近似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時代。具有啟蒙思想家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羅留波夫、皮薩列夫盡管將其啟蒙思想觀點隱晦地包藏于文藝批評、小說、自然科學論文之中，敏銳的讀者卻感受到了沖擊，不過，沙皇的走狗們的嗅覺也異常靈敏。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思想啟蒙運動經(jīng)過了短暫的繁榮之后，又如曇花一現(xiàn)般消隱，杜波羅留波夫死于1862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與皮薩列夫同在1862年被流放，皮薩列夫幾年后返回彼得堡后，生命已暗若幽燭，1868年上便死去了。六十年代活躍于莫斯科與彼得堡的啟蒙活動在短短的四五年內(nèi)被又一次被沙皇撲滅了。但就是這個短暫的時期，已經(jīng)是自尼古拉一世以來帝國思想界最為活躍的時期了，這個時間段可能是俄羅斯思想界在十九世紀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而啟蒙思想所帶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換言之，正是這個短短幾年間的思想啟蒙活動，奠定了俄羅斯其后半個世紀的革命活動的思想來源。恰似這么一個比如：思想者在身體上可能被暗殺、流放，但思想?yún)s不可能被暗殺、流放！干柴之上已有火星，大風吹來，勢必要蔓延開來，并最終焚燒整個羅曼洛夫王朝。

妃格念爾的家庭在六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成為其中一員——開明、自由貴族。她的父親晚年轉(zhuǎn)向了自由派，甚至崇拜馬志尼——意大利的革命團體“青年意大利”的領(lǐng)導人。這不能不說是這位出生沒落貴族的父親的一大轉(zhuǎn)變。年輕的薇拉完成了學業(yè)之后，開始瘋狂閱讀當時先進的文藝作品和刊物（《現(xiàn)代人》，《祖國紀事》，《俄羅斯言論》）。她的開明的家庭、身邊時有發(fā)生的因為對自由恐懼，而進行的扼殺所產(chǎn)生悲劇，更使她產(chǎn)生了強烈的追求自由的情緒，在閱讀奧熱日科（波蘭女作家）的一篇小說時，妃格念爾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段描寫正表現(xiàn)了她當時的情緒：

“圣母站在教堂尖頂，雙手伸向人間，這雙手伸向不幸的人們流不盡的淚水中，從手里灑下金線，照亮著、溫暖著一切需要愛和憐憫的人?！彼阢露幸褜⒆陨淼拿\與不幸、苦難、愚昧、疾病的民眾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是非常具有俄羅斯特色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啟蒙思想，在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觀念中，正教會傳統(tǒng)觀念中純潔的圣母形象時刻砥礪著這些知識分子為追求社會正義的事業(yè)而奮斗。經(jīng)過她開明的舅舅給予的理論指導，妃格念爾最終走向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義——“合理利己主義”：

“最大多數(shù)人的幸福應(yīng)當成為一個人的生活目的”

對這一信條，她欣然接受，并奉之為金玉良言，“所有這些情緒和影響，必然要求沖破尚在家庭小天地中的無憂無慮的鄉(xiāng)村生活。不能無所事事地生活，不能沒有遠大崇高的目標?！币粋€具有現(xiàn)代女性所應(yīng)有的信念的在她僅只十八歲時便形成了。

妃格念爾決定效法她的前輩——蘇斯洛娃，成為一名醫(yī)生，用治療的辦法去救助不幸的民眾。然而，事與愿違，她的導師因其激進觀點而被政府迫害，終身不得執(zhí)教。后她又展轉(zhuǎn)前往瑞士求學。在那，她獲得了西歐社會思潮的武裝，讀到了大量民粹派的文獻與書刊，進一步使她認識到，靠手術(shù)刀與藥品不可能挽救一個帝國，辦法必須是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以建立新的政府。一八七六年，她堅毅地放棄了學業(yè)，轉(zhuǎn)而返回俄國從事革命活動，她不無驕傲地宣稱：自二十四歲起，我的生命整個地與俄國的革命事業(yè)聯(lián)系在了一起。從此之后，妃格念爾便作為民粹黨人的核心人物出現(xiàn)，在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小組中，妃格念爾甚至領(lǐng)導人之一。

薇拉?妃格念爾所在的社團——民意黨的活動，在今天看來，過于極端、暴力，民意黨雖然在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風光一時，甚至在一八八一年成功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其理論畢竟過于淺薄——以暗殺一批被視為國家蛀蟲的高層人員而謀求統(tǒng)治階層的全面崩潰實；行動上又多受各派責難——不僅來自革命陣營的外部，革命陣營中的立憲民主派與自由派皆否定此種極端方式——而不得資助，終于八十年代末流于銷聲匿跡。俄羅斯的民意黨人在銷聲匿跡大約十余年后，便傳入中國，當時革命派人物，以民粹黨人中曾經(jīng)暗殺過彼得堡總督的索妮亞為楷模。但，中國的民意黨人的活動，取得的成績也十分微薄，魯迅的小說《藥》中，革命黨人的鮮血尚可成民眾用來治療肺癆的良藥，實在讓人覺得頗有些悲哀。而俄羅斯民意黨人在活動最高峰的十九世紀70——80年代，俄羅斯信奉東正教和沙皇老爹的民眾，也并不理解，在持續(xù)了半個世紀的暗殺活動中，盡管甚至將沙皇老爹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但實質(zhì)性的成績最了了無己。許多論者曾有疑問，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為有史以來最剛烈暴躁一群，非但桀驁不馴，更從無妥協(xié)之余地，為何在進行了長達一百年的革命之后才能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筆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無明確答案，但，極有可能的因素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革命活動往往是一種宗教般的獻身精神，知識分子對于民眾的單方面的信任在1874年民粹運動失敗之后再無挽回，此后，知識群體往往單方面依靠自身的力量與整個沙皇政府為敵，也因此，往往收效甚微。

對薇拉?妃格念爾的革命活動與理論或可責難，但其人之高風亮節(jié)、堅貞不屈，百余年后，流風余韻猶在。革命激情早已為歷史所湮沒的，浮泛之上的，或許只有對妃格念爾和她的革命同志的沉思。